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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赤壁之战失败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2018-07-05 17:42:39

近年来,随着电影《赤壁》的上映,有关赤壁之战的问题又一次引起人们的热议:这场造成三分鼎立的战争,是否真如电影所描述的那样,轰轰烈烈、传奇多姿?是否算得上是我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呢?是否也如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它只是一次不起眼的遭遇战而已?跟着为什么看看历史上的赤壁之战究竟是怎么回事。

有关史料对赤壁之战是这样记述的:

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云:今臣将兵二十万奉国威灵,仗钺征伐,遂荡平天下,不辱主命;《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蜀书先主传》:建安十三年七月,曹操征刘表,九月至新野后,先主遣诸葛亮自结于孙权,权遣周瑜、程普等水军数万,与先主并力,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追至南郡(今湖北江陵),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蜀书诸葛亮传》: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权大悦,即遣周瑜、程普、鲁肃等水军三万,随亮诣先主,并力拒曹公;《吴书吴主传》:瑜(周瑜)、普(程普)为左右督,各领万人,与备俱进,遇于赤壁,大破曹公,公烧其余船引退,士卒饥疲,死者大半;《周瑜传》:时曹公军众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瑜军等在南岸。瑜部将黄盖曰: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然观操军船舰首尾相连,可烧而走也先书报曹公,欺以欲降,曹公军吏士皆延颈观望,指言盖降,盖放诸船,同时发火,时风盛猛,悉延烧岸上营落;《黄盖传》里也有此说:建安中,随周瑜拒曹公于赤壁,建策火攻。

解析三国历史,由陈寿撰文裴松之作注的《三国志》是最权威的典籍,总结分析上述史料,可以得出:

(一)赤壁之战是以曹操为一方,孙权、刘备为另一方的一次有组织、有准备、策划精细的较长时间的军事行动。早在建安十二年,曹操就在河北训练水军,准备麾军南指,荡平天下;为自保,建安十三年九月始,孙权、刘备结成联盟,抵御曹军,而抵御曹军的理想战场是浩渺的长江,能以己之长攻敌之短,所以以长江作为战场是孙刘联军精心策划的。

(二)双方的兵力都很庞大,曹操在许昌时说自己的军队有二十万,南下荆州后,又得到刘表数万降兵,因此曹军有近三十万之众;《三国志周瑜传》注引《江表传》又认为有兵十五六万,荆州降兵尽管有七八万,却不会卖力,因此曹军真正有战斗力的军队只有十几万,而孙刘联军亦足可观,孙权有水军三万,刘备有水军一万,又加步军一万,联军总兵力有近五六万人,同时据《诸葛亮传》认为东吴有十万之众,如此一来,孙、刘军队之数量有近十万之众,说赤壁之战是一次以少胜多的战例属实,但双方兵力对比并不十分悬殊。

(三)曹操在赤壁之所以遭败,不在于战而在于疫,是疾疫打败了曹操,因在双方交战之前,曹军就染上了疾疫而战斗力大减,使之江中一交手就败下阵来,如果不是疾疫,攻势凌厉的曹军决不会如此溃不成军。严格说来,赤壁之战作为一次战役只有役而没有战,或者说只有规模不大的战而已,有学者认为赤壁之战只是一场遭遇战就是从这个角度说的,然而称之为遭遇战并不恰当,从军事学角度分析,双方不期而遇才叫遭遇,可赤壁之战是双方都准备要进行的大战,都是有备而来,有备而遇,战场就在长江,所以说遭遇战是不对的。

(四)有关黄盖的诈降,史书确有其事,但黄盖的诈降只是临时的战术手段而不是反复推演的战略谋划。双方在江中遭遇及曹操退守北岸之后,黄盖认为曹操即使败退,其势力仍在,一旦军中疾疫稍好,战斗力恢复,对孙刘联军是不利的,所以才要速战速决,不让曹操有喘息之机,而以火攻曹军,则是黄盖看到曹操的舰船连接在一起,才有此临时战术性创意。

(五)在整个战役中,刘备只是协助孙权抵御曹军,充当辅助性角色,待联军追曹操至南郡整个战役结束之后,刘备就开始在荆州扩展势力并向川蜀发展,从而引起孙、刘联盟的分裂,三国鼎立的局面最终形成。

所以,从军事学角度分析,赤壁之战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数十次大的战役中,称不上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以少胜多的出色战役,严格地说,因疾疫使双方几乎没有经过大规模厮杀就结束了战争,只有役,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战。如果不是历代文士的描述及小说的渲染铺垫,那么,这场战争也许早被人们忘记了。

孙中山,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张作霖,盘据东北的大军阀。因为战略的需要。本应是水火关系的这两个人,居然建立起了一种超乎于寻常的个人关系。他们两是有什么合作呢?下面为什么为您解惑。

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南方的孙中山与东北的张作霖之间建立了一种密切的关系。他们密切合作,建立了对抗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的军事同盟,对当时的南北政局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为这种关系发生在民主革命家和奉系军阀首领之间,因此很少为人注意。本文拟对孙中山与张作霖结盟合作的前前后后作一简略的阐述。

初次接触,投石问路

1919年秋,孙中山和张作霖开始接触,并且以建立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三角同盟关系为目的。最早提出孙中山、张作霖、段祺瑞联合的,是曾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参议院议长的李盛铎。

1919年夏,李盛铎派侄子李守冰来粤拜见孙中山,说:吴佩孚欺世盗名,残民肆虐,非廓清之不足以拨乱而反之正。直系军阀拥兵数万,纵横数省,非夹击之断难收廓清之效。他希望孙中山能接洽北方之能击吴佩孚者。曾任北洋政府内阁总理的梁士诒,在组阁前也来到广东见孙中山,提出了一个合粤皖奉为一炉的计划。

孙中山表示赞同,派东北籍老同盟会员宁武居中联络滚筒管
。宁武是辽宁省海城人,旱年接受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加入同盟会,参加东北辛亥革命,后追随孙中山进行民主革命。1919年秋,孙中山在上海对宁武谈了联合段祺瑞和张作霖的目的:在国际上要联俄。学列宁的革命方法;在国内,五四运动正蓬勃发展,中国新青年起来了。这是中国革命的新血液、新生力量。我们要把握时机,取得政权,擒贼擒王。首先必须打倒北洋直系军阀。因此,我打算即回广东,重组政府,亲率大军北伐。另一方面,我们要分化北方军阀,利用直系与皖系的利害冲突,联络段祺瑞,特别是关外实力派张作霖,三方合作,声讨曹(锟)、吴(佩孚)。

在这里,孙中山明确地阐述了同段祺瑞和张作霖合作的目的。那就是利用敌人的矛盾,分化瓦解,集中兵力,首先打倒最强大的直系军阀,然后再说其他。宁武认为这是孙中山的一种策略。孙中山向宁武交代任务:你是东北人,派你回去做张作霖的工作。这时,孙中山就已经开始实施同段祺瑞和张作霖合作的计划了。

1920年夏,张作霖正在天津参加巡阅使会议。当时张作霖想找华侨投资建设葫芦岛海港,通过奉军副司令张景惠的介绍,宁武以华侨资本家代表的身份与张作霖见了面,并会谈了两次。在第一次会谈中,宁武提到孙中山已经同段祺瑞准备合作,共同对付曹、吴。张作霖坦率地说:这件事我也知道。我是带兵的,老粗,不懂政治。不过,我很不明白:孙中山是开国元勋,著书立说,革命党怎么能跟这路人(段祺瑞)合到一块?宁武的回答是:不论什么人,只要肯革命,孙先生是都可以合作的。

在接触中,宁武发现张作霖很崇敬孙中山,便竭力居中撮合。在宁武离开天津的前一天,张作霖又约见了他。据宁武估计,张作霖可能已经同他的幕僚商议过与孙中山合作一事了。张作霖含糊地表示:他已经考虑过了,可以试试看。不久,奉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宋文林来转达张作霖的话,拟派少将副官张亚东带着问候信,同宁武一起去见孙中山。孙中山高兴地接见了张亚东,先讲了些革命的道理.然后指出:雨亭(张作霖)在东北治理得很好。不过,外有日本牵制。处境是很艰难的,如果国家统一了,建立了革命的中央政府,地方的事就好办多了。这次是孙中山与张作霖初次的直接联系,双方都在试探对方的底细,孙中山不便多谈,也没有什么具体表示,只写了封简单的回信,交给张亚东返奉复命,宁武则留天津静候下文。

联合讨直,孙张接近

1920年秋,张作霖来北京,派宋文林到天津邀请宁武去北京会谈。见面地点是张作霖在北京的宅邸顺成王府。张作霖见面的头一句话:孙先生看得起我,我很高兴!言语之间,流露出对开国元勋孙中山的景仰之情,他也总爱向人标榜我的老友中山先生。张作霖兴致勃勃,畅所欲言,谈兴甚浓。他对宁武说:你离家乡多年了吧,应该回去看看我张某人把家乡弄得怎样。有个你的同县,这小子一向跟我过不去,也是个革命党。我不记前仇,你也可以叫他回来。宁武便问他是谁。张作霖笑呵呵地说:同你一个姓宁武。宁武在辛亥革命后已经化名为宁孟言,他机警地回答:宁武是我的本家,人早已死了。出于保护自己的目的,宁武不愿意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话还没有谈到正题,曹锟不期而至,宁武于是先行离去。曹锟一进门就叫嚷道:雨亭老弟,咱们兄弟不错嘛,为什么要和孙文勾结打三哥(曹锟在家排行第三)啊?张作霖极力否认,劝曹锟不要听信外人的胡说八道。曹锟于是拿出孙中山部属杨庶堪、宋大章寄给宁武的两封信,作为证物,信里牵涉到宋文林。张作霖反应很快,他马上把完全往宋文林身上推,随即下令把宋文林扣押起来,这才把曹锟敷衍走。

1921年2月,宁武来到沈阳,先与东三省巡阅使署总参议杨宇霆、混成第三旅旅长张学良进行会谈,然后拜会张作霖根结线虫
。张作霖明确表示:现在国家成了个烂羊头。孙先生是开国元勋,谋国有办法,我想派人去向他请教一切。你可打电报先去联络一下。张作霖指派奉军旅长李少白(又名李梦庚)同宁武一路南下,并带去一本密电码。

在桂林大本营,宁武引荐李少白拜见了孙中山。孙中山问了东北情况后,重点谈了他对于建设新中国的计划和开发北方港口的计划。李少白非常惊奇,表示非常钦佩,因为他从来就没听说过有什么建国计划。宁武也向孙中山谈及他的看法:张作霖对于革命二字是谈不到的,但对先生很敬仰,相信先生救国有办法,合作是可望成功的。

孙中山认为,在当时的环境下,不能不借外力配合北伐先击败曹、吴,打开个新的局面。通过晤谈,孙中山感到和张作霖合作可能性很大,让他们给张作霖带回一封信,在信中提出了联合讨直的问题。但在回奉天途中,他们看到有报纸载文说,张作霖密派代表到桂林,拥护孙中山为大总统的消息,感到十分吃惊,这是有人造谣。

果然,回到奉天后,张作霖对李少白破口大骂道:谁派你他妈的代表,我只叫你去送信,你胆敢说我拥护孙文做大总统!李少白被骂得蒙头转向,不敢辩白。翌日,宁武进行了冷静的分析,指出这是安福系造的谣,目的是破坏粤奉合作。张作霖这才恍然大悟,连说:险些中了敌人的奸计。同时,宁武又转达了孙中山的意见:革命党是不怕失败的,因此这回讨伐直系由我们先发动,奉天只要扯扯后腿就可以了。因为我们失败了,还可以再干。不要把雨公一生事业给毁了。听了孙中山一席感人肺腑的话,张作霖很是感动,态度大变,表示要派兵出关,并要宁武密报孙中山。此后,宁武常驻奉天,担任孙中山与张作霖的联络人。张作霖还派奉系将领姜登选等人到广东与孙中山、谭延闿会面,协商讨直之事。

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张作霖的失败,推动了孙中山与张作霖的合作。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战争初期,奉军凭着兵多将广和锐不可挡的士气,曾连连得手,打了一些胜仗,尤其西路长辛店一仗,直军大败,几乎不可收拾。但奉军西路总司令张景惠行动迟缓,耽误了战局。直军后来转入反攻,势头凶猛,奉军被打得措手不及,有的地方还被抄了后路,溃不成军。如果不是张学良和郭松龄指挥的新军作战勇敢,在危急关头连续打了几次顽强的狙击战,张作霖的多数军队的退路都会被截断。5月,奉系军队退守关外,直系军队占了上风。总统徐世昌火中取栗,下令免除张作霖的东三省巡阅使、蒙疆经略使、奉天督军兼省长等职务。徐世昌的命令发布不久,东三省议会便出面举荐张作霖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干脆宣布东北独立。6月17日,在英国的干预下,直军代表王承斌、杨清臣与奉军代表孙烈臣、张学良在秦皇岛海面英国克尔笛号军舰上签订了停战条约,以山海关为两军界线。第一次直奉战争以直系军阀大获全胜而告终,直系军阀从此完全控制了北京的中央政权。

而孙中山此时也遭遇陈炯明叛乱事件,处境困难。1921年4月,在广州举行的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大总统。随后,孙中山准备亲率大军北伐,但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与直系吴佩孚勾结,即吴佩孚所说的如吴、陈携手,统一中国如举棋耳,阻挠北伐。湖南都督赵恒惕宣称湖南立宪自治,奉行拒北阻南的方针,不让国民革命军假道湖南北伐。翌年春,孙中山在罢免了陈炯明后大口瓶批发
,将大本营移驻韶关,准备改道北伐。1922年5月,孙中山誓师出兵,战事进展顺利。不料6月16日,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叛变,广东全部几乎为陈所控制。18日,孙中山乘永丰舰脱险到上海。

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孙中山并未出兵相助,但张作霖并未因此抱怨,他很理解孙中山的处境:那边有个陈小子。这边有个张杂种,坏了事。胜败乃兵家常事,算不了什么。不过孙先生是文人,带兵是为难的。我不求他别的,只要他对国家大计多想办法,这帮家伙让我来用武力收拾他们!孙中山平安到上海后,张作霖找到宁武说:宁孟言,我要在患难中交朋友。我不写信,信也难写,你就代表我去探候孙先生,请他到东北来住住。宁武在拜见孙中山时转达了张作霖的邀请,孙中山要宁武婉言代为辞谢。

孙中山思索了一会又问宁武:你能不能给张雨亭去电报,商借一笔款子?我有了款子,不出数月就可以消灭叛逆,收复广东。宁武表示同意,回去后见机行事。孙中山很高兴,亲自给张作霖写了一封致谢的信,暗示他如果筹到款,便可立即戡平叛乱。张作霖见到宁武后先问起孙中山的生活情况,宁武老实告诉他,孙先生经济很困难。

张作霖爽快地表示:患难中交朋友。好!我送孙先生十万元作他的生活费用。回粤平乱问题,请他派代表来详细面商,你去发电报。为共同反对直系,孙中山与张作霖联系日益密切起来。9月初,张作霖派李香斋、韩麟春等人赴沪拜见孙中山。韩麟春代表张作霖赠孙中山生活费2万元,张作霖知道后大发雷霆,痛骂了韩麟春一顿:凭我张某人只送孙先生这点钱?不成话,赶快再补8万!

孙张联络,渐入佳境

1922年9月,孙中山派汪精卫、程潜作为代表到奉天拜见张作霖父子,商议讨曹、吴大计。汪精卫早年追随孙中山进行革命运动,由于谋杀清摄政王载沣而声名显赫,年纪轻轻便享誉海内外,日本人甚至对他冠以革命的风云儿称号。由于汪精卫善与人交往,故为孙中山所倚重,委以对外交涉的重任。孙中山曾以胡汉民有内才,汪兆铭有外才,林时塽则为内外干才的话来评价汪精卫。

9月27日,汪精卫、程潜抵达奉天。同时,段祺瑞的代表吴光新也抵达。张作霖在帅府的仪门处举办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亲自出仪门迎接贵客。1922年9月29日的《盛京时报》以《汪精卫抵奉矣》为题,对此事进行了报道:昨闻汪氏于27日晚间同吴光新及前湖南总司令程潜乘南满车由连抵奉,投寓于西站大和旅馆。28日城内文武官员纷往迎接。午间入城晋谒张总司令等。汪氏来奉之任务闻仅代表孙中山之答礼。其他详情犹未详悉。

汪精卫等人的到来令张作霖异常兴奋,他说:汪精卫他是久仰了,想隆重地招待他们一下,表示重视孙中山的代表,做给日本小鬼看看。张作霖决定和张学良共同接待,下令奉系大员杨宇霆、韩麟春、姜登选等人进行具体安排。张作霖做了精心准备,以高规格的大型宴会欢迎汪精卫等人。欢迎宴会在帅府大厅举行,规格很高,场面宏大,盛况空前。张作霖身着大礼服,容光焕发地出现在宴会上。汪精卫也是见过世面的人物,但还是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看得出来,张作霖对孙中山的景仰之情,也体会到张作霖确实希望与孙中山合作。在奉期间,汪精卫同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及奉系大员杨雨霆、韩麟春、姜登选等人多次会晤。

汪精卫此次来奉,携带了孙中山的两封信,即《复张作霖请出兵北京并派汪兆铭面洽书》、《复张学良派汪兆铭就商讨伐曹吴函》。在孙中山致张作霖的信中,明确指出了汪精卫来奉的两大任务:一是讨直问题,所以派前湖南司令程潜和汪精卫同来;二是讨论借军费。孙中山先生这时对三角同盟已不是纸上谈兵的策划阶段,而是实际操作,使其运行起来,从此进入一个蜜月期。根据孙中山的计划,汪精卫提出了两个方案。第一个是军事方案,提出由南方革命政府下令讨伐曹、吴,从南方出兵北伐,用以牵制长江以南的曹吴军队。而奉军由东北进军关内,直捣北京。这样南北夹击,打倒曹吴。张作霖完全同意南北夹击的建议,但强调分头进行,意思是各自发动,彼此之间不必有统属关系。这一点取得了共识。第二个是政治方案,即提出打垮曹、吴之后,如何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家的统一和建设的问题。这个问题张作霖方面根本没有考虑过,因此含糊回答以后再说。这一问题是一个未解决的悬案。

在10月4日举办的日本团招待宴会上,汪精卫表示:惟国事,中山之主张由来取公开的,不问其人为谁何,只肯赞成即为袍泽。是以此次遣鄙人来,一以报聘奉天之盛意;一以根据孙先生八月十五日之宣言而讨论国家之收拾问题也。对于此行,据汪精卫向日本言:孙张两人之联络,则确已达相当程度。汪精卫到奉天在当时社会上曾引起一阵轩然大波。《盛京时报》、《东三省民报》以此为题大肆宣传,称汪精卫是政治家和学者,汪精卫成为轰动一时的社会风云人物。

孙中山对粤奉合作抱着很高的期望。在致张学良的信中,孙中山写道:文顷致书尊公,述此后军事进行,仍宜由西南发难,据险 与敌相持,使彼欲进不得,欲退不可。然后尊公以大兵直捣北京,略定津保,以复其巢穴,绝其归路,敌必可灭。正与高明之见不谋而合。望力持定见,他日运筹决胜,可以预期也。11月30日,孙中山复函张作霖,表示在目前政局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双方应该彼此和衷,商榷一致行动,决不参差。这一时期,奉粤之间联系密切,函电往来频繁。台湾出版的《国父全集》中收入的孙中山致张氏父子的函电,就达11封之多。凡是孙中山致张氏父子的信函,都是孙中山亲自撰写。在张学良的居室中,就挂有孙中山亲书的天下为公的横幅。

三角同盟,初步形成

而此时,直系首领曹锟企图破坏孙张同盟,准备与张作霖和谈。曹锟承诺,只要张作霖愿意合作,愿意让张作霖担任副总统。为了不使曹锟的阴谋得逞,1922年12月,孙中山再派汪精卫赴奉天拜会张作霖,希望促成南北统一,并共同反对用金钱、武力进行总统选举。孙中山认为,奉系与直系合作的条件是须以张作霖恢复东三省巡阅使之职,并允许奉军人关为条件;如果直系不答应这个条件,则不能答应曹锟。

陈炯明的叛变使孙中山陷于极为困难的境地,他决心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欢迎李大钊等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1923年1月,孙中山与苏联代表越飞发表《孙文越飞宣言》,奠定了联俄政策的基础,随即派廖仲恺赴日与越飞谈判。1月28日,孙中山致函张作霖,通报与越飞会谈的内容。张作霖也给孙中山回信,称《孙文越飞宣言》提要勾元,全局在握,老谋深算,佩仰至深。总的来说,孙张这一时期的联系还是相当密切的,他们对于重大问题交换看法,互相通报。

1923年2月,孙中山依靠滇桂军击败了陈炯明叛军,依靠抚绥政策平定了旧桂系余孽沈鸿英发起的叛乱,恢复了广东根据地,重组大元帅府大本营,准备北伐。

这一时期,孙中山与奉系重要将领于冲汉、李少白、杨宇霆之间也有书信交往。在致杨宇霆的信中,孙中山提到:双方交往应该相矢以信义,相结以精神。4月10日,孙中山三派汪精卫赴东北会见张作霖,商谈和平统一问题。4月12日,孙中山致电张作霖,对于张作霖通电辟谣表示赞赏。4月17日,汪精卫由奉天回到上海。

5月1日,在沪待命的汪精卫再度衔命赴奉天。在致汪精卫的电报中,孙中山提出了向张作霖借款的要求:唯协和需五十万元,组安需二十万元,此间因战事剧烈,费款至巨,力难兼顾,拟由兄力向雨公商助见复。可见,汪精卫此行的主要目的,便是借钱。同日,孙中山致函张作霖,高度评价张作霖提出的藉武力以济和平之穷的意见,同时承认粤方财政过拙,不能因应咸宜,并提出借款70万元的请求。

张作霖在借款的问题上很爽快。5月12日,张作霖派黑吉江防司令公署参谋长沈鸿烈作为代表赴粤拜见孙中山。沈鸿烈带了一艘货轮前往广东,船上满载60万银元、12门山炮及一些迫击炮弹。孙张关系的密切,可见一斑。

1924年夏,孙中山派大元帅府外交部长伍朝枢到奉天拜会张作霖父子。张学良让会讲广东话的部将何柱国陪同他参观东北部队和兵工厂。伍朝枢参观各种军事机构非常认真细致,不厌其详地询问起有关军事的各项详情。何柱国估计,他此来除了进一步联系有关讨伐曹、吴的具体步骤之外,还负有考察奉军的实力,要向孙中山汇报奉军到底有多么大的战斗力和多么大的把握等重要使命。因此何柱国在接待中,总是有意识地尽可能让他多看、多知道一些足以显示奉军实力的东西。

9月22日,汪精卫奉孙中山之命再赴奉天,与奉系接洽军政事宜,会晤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商讨讨伐曹锟和吴佩孚的计划。1924年10月5日,曹锟通过贿选当选中华民国大总统。此次贿选费高达1350余万元,投票的国会议员每人获5000元银元的支票。消息传出,举国沸腾,各地纷纷通电声讨贿选。翌日,以三角同盟为主干的各省代表联席会议立即集会,商议对策。

孙中山立即召集粤方要员开会。大家一致认为,时局的发展迫切要求建立正式的革命政府。但孙中山很清楚,三角同盟中最有实力的是奉系,建立政府势必令奉系不满。为团结奉系反直,也为了表示和平统一的诚意,孙中山决定信守不遽设政府的诺言,没有担任非常大总统,而用大元帅的名义活动。尽管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的建制仍具有政府的性质,但它在名义上还是一个单纯军事指挥机构。

10月8日,孙中山下令讨伐曹锟。曹锟为避免实力派反对,曾以副总统为诱饵讨好张作霖,以取得张作霖的支持。张作霖对于曹锟抛来的绣球不屑一顾,《盛京时报》10月10道了张作霖的反应:对于副座一席,绝不希冀,言间面现怒色,似极愤懑。同时,张作霖还通电反对曹锟贿选。

自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后,张作霖除了成功地建立了以反直为战略目的的三角同盟外,还企图从直系内部打开缺口。他看中了冯玉祥。吴佩孚自打败张作霖后,踌躇满志,不可一世,与冯玉祥等直系将领关系恶化。冯玉祥痛恨北洋军阀的贪婪腐败,遭到曹、吴的歧视和猜忌。张作霖趁机拉拢冯玉祥,协议联合倒曹。

当时,皖系军阀、浙江督军卢永祥处于直系军阀的包围之中,他愿意同孙中山和张作霖合作,共同对付直系军阀。1924年9月1日.卢永祥派其子卢小嘉赴奉天拜见张作霖,请张作霖接济军费、飞机和武器。张作霖满口答应。此时,孙中山也派孙科前往奉天拜会张作霖,协商讨直之事。

孙科在他的《八十自述》一书写到了对张作霖的印象:张作霖个子不高,人也清秀,毫无绿林出身的样子。他当时每天都派车子来接我去他的办公室,共进早餐。早餐也总是那些小米高粱等熬成稀饭,很简单的。吃过以后,他的秘书长就带着一大堆公文进来。他听取秘书长的报告后,也马上用口头指示。秘书则一旁记录。因此,每天一百多宗公文,不到一个钟头都可处理完毕。显然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在他住所花园里有个拱门,门上刻了慎行两个字。

1924年9月3日,卢永祥通电就任浙沪联军总司令,同时即与江苏都督齐燮元军在上海附近打响第一炮,江浙战争(又称齐卢之战)爆发。在吴佩孚的支持下,江苏都督齐燮元、闽粤边防督办孙传芳、福建都督周荫人、江西都督蔡成勋、安徽都督马联甲形成联盟,共同进击卢永祥。翌日,孙中山在大元帅府召开筹备北伐会议,宣布援浙即以存粤。5日,孙中山发布了北伐命令。

9月4日,张作霖便向直系挑战,致电曹锟,声言将由飞机以问足下之起居,枕戈以待最后之回答。9月15日,张作霖自任镇威军总司令,率6个军25万人向山海关、热河一线推进。直系也以吴佩孚为总司令,出兵20万人,驻屯在山海关和热河一线。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主要战场在山海关一带。孙、段、张 联合起来,共同行动。这样,战争由江浙一隅的局部事件,发展成为全国反直势力与直系军阀的大决战。东北军将领何柱国在《孙、段、张联合推倒曹、吴的经过》一文中承认:我们奉军的胜利,与孙、段的配合,从头到尾都是分不开的。张学良后来也回忆说:我父亲很厉害,他一定要打,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三角同盟。

与江浙战争进行同时,孙中山领导的北伐军也有所进展,樊钟秀部和程潜部一度攻入赣南和湖南宜章。不过北伐军为后方的陈炯明和反动的广州商团所牵制,不能全力以赴,所以直接的战果并不显著。但在孙中山的号召之下,不但直接威胁到湘赣两省,而且川、滇、黔等省也行动起来,声势浩大,牵制了长江以南直系的大量军队。何柱国指出:第二次直奉战争的胜利,一是冯玉祥倒戈,发动了首都政变,一是与三角同盟中的西南孙中山方面对曹、吴的牵制是分不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孙中山与张作霖的合作,基本上达到了最初设定的目的。孙张会谈,无果而终

1924年10月,正当吴佩孚在山海关前线同奉军激战时,直系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与直系援军第二路司令胡景翼,联合京畿警备副司令孙岳秘密计划倒戈。10月23日,冯玉祥回师南苑,通电停战,发动北京政变,曹锟被囚,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直系瓦解,奉系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张作霖、冯玉祥、段祺瑞等人皆致电孙中山,邀其北上,共商国是,并提出召开由各实力派参加的和平会议,产生正式政府。

11月4日,孙中山复电张作霖,表示同意北上:文在此间部署军事,数日可毕,当即轻装北上,共图良晤。同时,他还派孙科向张作霖说明他对时局的主张。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主张对内召开国民会议,结束军阀统治,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期唤起民众,和平统一中国。11月13日,孙中山偕宋庆龄等乘永丰舰离广东北上。

在孙中山北上途中,11月15日,张作霖、卢永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五人联名推戴,公举段祺瑞为中华民国总执政,执行政府职权。段祺瑞不仅为冯奉两系所推戴,而且还受到直系及西南军阀所拥护。11月22日段祺瑞入京,24日在陆军部宣誓就职,临时政府宣告成立。段祺瑞在就职宣言中说道:本执政誓当巩固共和,导扬民智,内谋更新,外崇国信。这里所说的外崇国信,显然就是要承认几十年来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就是要维持它们在中国的既得权利和统治特权。段祺瑞从重新上台的第一天起,又成了各帝国主义侵华的共同工具。这与孙中山在《北上宣言》的精神南辕北辙,是对孙中山不小的打击。

11月25日,孙中山又派大元帅府财政部长叶恭绰携政治军事方案及书信北上奉天,与张作霖讨论。在《致张作霖函》中,孙中山对张作霖表示感谢:一年以来,屡蒙我公资助,得以收拾余烬,由闽回师,又得滇军赴义。川民逐吴,遂将贼在西南之势力陆续扑灭,而广州根本之地得以复还,此皆公之玉成也。孙中山同时坦言:而财政之困,日以迫人,以致不能速于扫荡,竟使叛逆尚得负隅东江,为患而今。由此可见,孙中山派叶恭绰北上,兼有商议时局和借款的双重目的。同时,孙中山取道日本北上。一开始,他有经奉天入京的设想,后改道由津入京。

直系的垮台,削弱了孙中山和张作霖合作的政治基础。孙中山对军阀本来就有利用之意,他在广州接见苏联代表达林时曾说:等我击败吴佩孚,下一个就轮到张作霖了。张作霖虽然对孙中山表示尊敬,但也只是把孙先生当作一个远交的朋友而已。

12月4日,孙中山抵达天津。这天,天津城沉浸在喜庆的气氛之中,到处燃放爆竹。天津学生、市民等群众团体搭起牌楼,悬灯结彩,有五万多群众在码头热烈欢迎孙中山先生的到来。当日午后,孙中山前往海河北曹家花园拜访张作霖。张作霖态度冷淡,没有出门迎接,让孙中山在客厅坐了很久,才慢条斯理地出来,径直落上座。宾主之间,一时间竟无话可说。孙中山首先打破僵局:我今天到了天津,承派军警前来欢迎,对于这种盛意,非常可感,所以今天特来访晤,表示申谢。这次直奉之战,赖贵军的力量,击败了吴佩孚,推翻了曹、吴的统治,实可为奉军贺喜。

张作霖态度傲慢,不以为然地回答:自家人打自家人,谈不上什么可喜可贺。随同孙中山前来拜访的李烈钧看不下去了,愤慨地说:若不铲除吴佩孚,国家和人民的希望何在?如此还不可贺,则何者可贺?今天孙总理对雨亭之贺,实有可贺的价值,也惟有你雨亭才能当此一贺。孙中山说:确实如此,民国以来,能得到我当面祝贺的,也惟有雨公一人而已。宾主气氛才融洽起来。张作霖问:先生预定滞留北京为期几日?孙中山回答:一俟时局稳定,即作欧美之游。

孙科在《八十自述》中说:据汪精卫报告:张见中山先生后告汪:我从前以为孙先生是个什么难说话的人,今日才知道他是一个温厚君子。

在谈话中,张作霖坦言:我是粗人,坦白言之,我是捧人的,我今天能捧姓段的,就可以捧姓孙的,惟我只反对共产,如果共产实行,虽流血所不辞。由此可见,孙中山与张作霖在天津的两次会谈,虽表面上显得还算融洽,但张作霖的反苏反共态度与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截然相反。这种政治上重大分歧,决定了直系垮台后孙张二人的渐行渐远。12月5日,张作霖回访孙中山。在谈话中,张作霖劝告孙中山,不要反对外国人,因为外国人是不好惹的,而各国公使非常反对联俄联共政策,希望孙中山放弃这个政策。张作霖表示黄江水车
,他愿意代表孙中山疏通外国感情,并说这件事包在我张作霖身上,一定可以成功。

天津会谈结束后,张作霖回东北。由于天津气候严寒,加以旅途劳顿,孙中山渐感不支,发冷发热,不得不滞留天津养病。天津人民对中山先生无限崇敬,社会各界人士纷纷派代表探望。然而,段祺瑞的卖国行径,又使北上时对中国明天充满希望的孙中山大失所望,深受打击,一气之下使他的病情再度恶化。但为了国事,他坚持抱病入京。在孙中山病重期间,1925年2月10日,张作霖派东三省保安司令部秘书长兼东北交通委员长郑谦代表他前来探望。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三角同盟也由于直系的失败,孙中山、张作霖、段祺瑞之间政治上的分歧而自然解体。

都说鲁迅有骨气,其实民国时候,有骨气的文人何止他一个。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当时的国民党反动派太软弱,还是因为如今全球气候变暖导致男人都阳痿了? 下面为什么为您介绍民国时期有骨气的名人。

1、蔡元培: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

蔡元培一生辞职无数次,其中仅在北大校长任上就先后多次辞职。他1917年1月4日到北大就职,7月3日就向黎元洪总统提出辞职,抗议张勋复辟。

1918年5月22日,为抗议中日防敌军事协定,又向大总统提出辞呈。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为抗议逮捕学生,于5月8日提交辞呈,9日悄然离京。这次辞职引发广大师生挽蔡大行动,北京各大专学校校长于5月13日齐上辞呈。

1923年1月17日,蔡元培再度愤而辞职,次日他在《晨报》刊发辞去北大校长职务的声明:

元培为保持人格起见,不能与主张干涉司法独立、人权之教育当局再生关系,业已呈请总统辞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之职,自本日起,不再到校办事,特此声明。

蔡元培的几次辞职,诞生了两篇杰出的宣言:《关于不合作宣言》和《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前者为了正义,后者为了自由。1919年6月15日发布的《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掷地有声:

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专制的国家,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想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来比较,用我的理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点儿沾沾自喜的,我还觉得好笑。那知道旧的一方面,看了这点半新的,就算洪水猛兽一样了。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辩论,鬼鬼祟祟,想借着强权来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

2、马一浮:我在,但我不见你!

孙传芳自认东南五省联军统帅,驻扎杭州。有一次,他慕名前来拜访马一浮。马一浮不肯会见。家人鉴于孙传芳的权势,觉得不必搞得太僵,便打圆场说:是不是可以告诉他你不在家?马一浮断然说:告诉他,人在家,就是不见!弄得孙传芳只好悻悻而返。

抗战期间,马一浮在重庆办起复性书院。有一年,孔祥熙的母亲去世,丧事办得极为铺张,一些附庸风雅的权贵还想要马一浮写一篇歌功颂德的墓志铭。他们先是派了一名副官找到马一浮,毫不客气地说:孔部长的太夫人去世,请你写一篇墓志铭,要赶快写成。马一浮客气地回绝:老朽已经年迈,久不执笔写文章了,请回复孔部长,恕难从命。来人怏怏而归。

过了几天,一位秘书又被派来。他说话客气多了,先是颂扬马老的道德文章,然后说明来意,说孔部长对母亲如何孝顺,恳请您老写一篇墓志铭。马一浮久不吭声,来人又说:孔部长绝不会让您老白写的,准备送您黄金若干两。

马一浮听说金钱交易,霍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冷冷地说:我虽一介寒儒,但从不为五斗米折腰,你请回去复命吧!秘书也是无功而返。

3、刘文典面斥蒋介石:你看看你是个什么东西?纯粹一个封建军阀!

1928年,刘文典担任安徽大学校长。当时蒋介石刚掌握大权不久,想提高自己的声望,多次表示要到刘文典主持校务的安徽大学去视察,但刘拒绝其到校训话。后来,蒋虽如愿以偿,可在他视察时,校园到处冷冷清清,并没有领袖所希望的那种隆重而热烈的欢迎场面,因为,刘文典认为,大学不是衙门,不需要向权贵献媚。

后来,安徽大学学生闹学潮,蒋介石传令刘文典当面向他汇报。刘文典对蒋介石给教育部下达的文件里使用了责令、责成、纵容学生闹事等词十分不满,自以为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见蒋介石时,他戴礼帽着长衫,昂首阔步。蒋介石冲口问:你是刘文典么?刘文典不仅没叫他蒋主席,反而傲然说: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长辈叫的,不是随便哪个人叫的。蒋要刘交出在学生风潮中闹事的共产党员名单,要严惩罢课学生。刘文典说:我只知道教书,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

蒋介石气不打一处来,拍案大骂:刘文典,你看看自己像个什么东西?简直一个封建遗老! 不把你这学阀撤掉,就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刘文典反唇相讥:蒋介石,你看看你是个什么东西?纯粹一个封建军阀!说到激烈处,两人互相拍桌大骂,一个骂你是学阀,一个骂你是新军阀。

结果,学阀拧不过军阀,蒋介石恼羞成怒,以治学不严的罪名,把刘校长关进大牢。此事在全国学术界引起了极大震动。安庆的学生举行示威游行,要求保障人权、释放刘文典。后来,经国民党元老蔡元培等说情、力保,陈立夫又从中斡旋,蒋才以即日离皖为条件,释放了刘文典。

4、潘光旦:主席的儿子也别想走后门进清华

潘光旦1935年起兼任清华大学教务长,负责全校的教学组织工作。他工作认真负责,不徇私情。

有一次,安徽省主席刘振华想让他的两个儿子来清华旁听。因他的要求有违清华校规,潘光旦回信婉言拒绝,信中说: 承刘主席看得起,但清华之所以被人瞧得上眼,全是因为它按规章制度办事。如果吧这点给破了,清华不是也不值钱了吗?

5、熊十力:想让我歌功颂德可不行

蒋介石过50岁生日时,特地让邵力子出面请熊十力到总统府祝寿,想利用熊圣人的名望来为自己涂脂抹粉。寿宴开始时,熊十力旁若无人,毫不谦让地坐了正席,狂饮饱食一阵后,故作疯言醉语。酒酣之际,众高官显贵争相写贺词为蒋歌功颂德。轮到熊十力,他哈哈大笑了一阵后,挥毫疾书了一首《倒宝塔诗》:

脖上长着瘪葫芦

不花钱买篾梳

虮虱难下口

一生无忧

秃秃秃

净肉

熊十力写罢,又是一阵狂笑,提着裤子装着急着解手的样子夺门而出,扬长而去。蒋介石,面红耳赤,哭笑不得,但对这位名重一时的熊圣人也无可奈何。

6、闻一多:我自清贫,绝交官僚

在西南联大时,闻一多虽然生活艰难,但从无怨言,也不去求得别人的同情和帮助。他有不少朋友在重庆做官,也都似真似假地对他表示过关怀,但他从不显露自己的贫寒。他一个年轻时代的朋友抗战前就混入官场,已经当到大学校长、教育部次长等要职,多次想拉闻一多去做官。

有一次,他因公到昆明,专门去看望闻一多。眼见闻一多那清贫如洗的处境,他再次提出建议说:何苦这样苦自己呢,至少也要去重庆休养一段时间,我负责接待。

闻一多回答说:论交情,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过去不分彼此,你来我往,也是常事。你如不嫌弃简陋,我愿意留你小住,但你那儿我不能去!

好友问他为什么?他回答得很简单:你那儿和过去不一样了,那是衙门,那里有官气!

为了不沾这官气,从此以后,闻一多毅然与这位好友断绝了来往。

7、马寅初:我不去见蒋介石,他要见我他自己来

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抗战期间担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兼中央大学经济系主任,多次在公开演讲中指责孔祥熙大发国难财。1940年他给陆军大学将官班讲抗战财政问题,他说: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存亡的严重关头,全国上下应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同心同德、共赴国难。但是现在不是这样,现在是下等人出力,中等人出钱,上等人则既不出钱,又不出力,囤积居奇,发国难财。还有一种上上等人依靠权势,利用国家经济机密从事外汇投机,大发超级国难财。这种猪狗不如的上上等人就是孔祥熙和宋子文之流必须把孔祥熙、宋子文撤职,把他们不义的家财拿出来充作抗战经费。

马寅初连续发表文章与演讲,揭露国民党的腐败,痛斥孔宋之流的无耻,使国民党政府大为头疼,也遭到很多权贵的忌恨。宋霭龄、宋美龄等人向蒋介石施加影响,要求对马寅初进行严厉处置。

一天,蒋介石召见重庆大学校长叶元龙,狠狠训斥他:你真糊涂,怎么可以请马寅初当院长?你知道他在外边骂行政院长孔祥熙吗?他骂的话全是无稽之谈!他骂孔祥熙就是骂我。末了,蒋介石说:下星期四你陪他到我这儿来,我要当面跟他谈谈。他是长辈,有是同乡,总要以大局为重!

校长怕碰钉子,让侄子去向马寅初转达蒋介石的意思。马寅初一听,火冒三丈地说:叫我去见他,我不去!让宪兵来陪我去吧! 又说:文职不去拜见军事长官,没有这个必要!见了面就要吵嘴,犯不着!再说,从前我给他讲过课,他是我的学生,学生应当来看老师,哪有老师去看学生的道理!他如果有话说,就叫他来看我!

蒋介石知道后很生气,又无计可施,只好对校长说:我是想同他谈谈经济问题。你回去告诉他,以后有时间,随时都可以来找我。但马寅初始终置之不理。孔祥熙为了拉拢马寅初,想请他出任财政部长,也遭到他了的严词拒绝。

8、乔大壮:如果你能改我的文字,我也改你的作战计划,行不行?

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总参谋在白崇禧聘请著名教授、翻译家乔大壮当参议,并讲明不过问政务,只做些不相干的应酬文字。有一次,白崇禧将乔大壮的文稿改动了几个字。乔大壮立即面见白崇禧,严厉指责:阁下是总参谋长,我是中央大学文学教授,各人自有一行。如果你能改我的文字,我也改你的作战计划,行不行?

白崇禧无言以对,只得把改过的文字又改了回来。

9、众学者拒绝奉旨选举

1940年3月蔡元培病逝,中央研究院院长职位空缺,需要补选。按当时程序,应先由数十名资深学者组成的中研院评议会推举候选人,再由政府遴选任命。胡适、翁文灏、朱家骅三人被学界目为主要候选人,其中又以胡适呼声最高。

中研院长原为无权无钱的闲差,本不至于引发连最高层都卷入其中的风波。但胡适此时正担任驻美大使,力促美国对日作战。驻美大使却是个各方趋之若鹜的肥差,不少人想取而代之。权势炙人的孔祥熙更是觊觎已久,想乘机以亲信颜惠庆取代。由于孔氏一家向为学界所鄙薄厌恶,所以,孔氏图谋一经披露,便引起学界公愤。不少人虽然希望胡适回国领导中研院,但又不愿让孔氏得逞,便不拟投胡适的票。此时蒋介石也想对选举施加影响,在选举前亲自下条子要举顾孟余出来。

此举触怒了学界,学者们就此对权贵进行了坚决的抵制。选举前夕,担任评议员的学者聚会,陈寅恪大谈学术自由主义,主张院长必须在外国学界有声望,我们总不能单举几个蒋先生的秘书。他的意见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

学界的态度为蒋介石所知,他虽很不高兴,却又无可奈何。最终,评议会正式选举的结果是:

翁文灏、朱家骅各二十四票,胡适二十票,李四光六票,王世杰四票,顾孟余只得一票。

顾氏惨败,实乃蒋介石帮了倒忙的结果,也反映了学界对权势的漠视、对学术自由的珍视及维护这种自由的风骨与勇气。依据程序,得票最多的三人即为中央研究院院长候选人,经过一番踌躇后,蒋介石等最后决定由朱家骅代理中研院院长,胡适仍为驻美大使,这场风波始得平息。

10、柳诒徵训斥教育厅长:你不配做民主国家官吏!

抗战胜利后,柳诒徵当选为江苏省参议员,凡与国计民生有关之事,他总是仗义执言。一次,参议会开会时,省主席及各厅厅长均列席被质询。会上,教育厅长为一件事指责参议员吹毛求疵,柳诒徵当即拍案而起,手指着他,声色俱厉地说:你是我在高等师范时的及门学生,何以这样糊涂,不明白民/主精神?你须知道参议员时代表人民行使神圣的任务,你们不过暂时负一时治权,应当小心,敬听主人翁代表的意见。没有民/主修养就不配列席会议,就不配做民主国家官吏!

教育厅长一时被训斥得面红耳赤,呆如木鸡,不知所对,而全场则掌声雷动。

11、傅斯年: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

傅斯年在国民参政会经常对国民党政府的政治弊端做激烈的抨击,人称傅大炮。他曾多次要求罢免孔祥熙的行政院长职务,对孔提出质询案。蒋介石为了保护孔祥熙,亲自出面宴请傅斯年,想为孔祥熙说情。

在宴会上,蒋介石问傅斯年:你信任我吗?

我绝对信任。傅斯年回答,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说。

说到这里,傅斯年有些激动,在座的人都为他担心。蒋介石也为之动容,最后只得罢免了孔祥熙的包括行政院长在内的一切实际职务。

1945年12月间,西南联大学生因反内战活动而与当地军警发生冲突。时任北大代理校长的傅斯年赶过去,见到对惨案负有直接的关麟征,劈头便说:从前我们是朋友,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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